第三章 生者之书 (第2/3页)
他说，“下一个写谁？”
“写你。”林征说。
“我有什么好写的？一个断臂的老兵。”
“就写断臂的老兵。”林征翻开新的一页，“你叫什么？哪儿人？怎么受的伤？”
马大山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说：
“我叫马大山，安徽滁州人，四十二岁。原是国军八十八师的兵，淞沪会战时受了伤，退伍回家。今年十月，听说鬼子要打南京，我又回来了。不是当兵，是当民夫，帮忙修工事。”
“十二月十二日，中华门失守。我和几十个民夫被困在城里，想从水西门突围。刚出城门，就遇到鬼子的机枪。”
“我左边的老王，脑袋被打碎了。我右边的小李，肚子被打穿了。我扑倒在地，左臂被流弹打断。血像喷泉一样往外冒，我想这回完了。”
“但没死成。一个路过的德国人——安全区的外国人——把我拖进了卡车，送到了这里。”
他说得很平静。
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
林征一字一句地记下来。
写完后，他问：“你有什么话，想留给后人吗？”
马大山想了想。
“就写：马大山，中国人，打过鬼子，断了一条胳膊，不后悔。如果后人问为什么，就说：因为我是中国人。”
林征写下来。
写完后，他把这一页给马大山看。
马大山看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值了。”
“什么值了？”
“这条胳膊，值了。”马大山说，“至少有人知道，它是怎么断的，为什么断的。”
林征感到鼻子发酸。
一条胳膊。
一条命。
一个故事。
这就是战争的全部。
第二周：名字
账本开始变厚。
林征的腿还没好，但已经可以坐起来写字了。每天，都有伤员来找他，讲自己的故事。
“我叫陈阿婆，六十三岁，住夫子庙。鬼子进城那天，我儿子、儿媳、孙子都被杀了。我躲在灶膛里，活了下来。”
“我叫赵小虎，十五岁，学生。我们班三十七个人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了。”
“我叫孙寡妇，四十八岁，卖豆腐的。我丈夫三年前病死了，儿子当兵去了，现在生死不明。我的豆腐坊被烧了，但做豆腐的手艺还在。等太平了，我还做豆腐。”
一个个名字。
一个个故事。
林征都记下来。
他用那截铅笔头，在账本上写下：
陈阿婆，夫子庙居民，全家遇难，独活
赵小虎，十五岁学生，全班三十七人仅存其一
孙寡妇，豆腐坊主，丈夫病死，儿子从军，豆腐坊被焚
每写一个名字，就感觉肩上的重量增加一分。
因为每个名字背后，都是一条命，一段人生，一场悲剧。
但也有一线希望。
因为还有人活着。
还有人愿意说。
还有人愿意记。
“你写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天，一个年轻的伤员问他。
那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，脸上有道很深的刀疤，从眉骨斜到嘴角。他叫吴刚，原是警察，城破时和鬼子肉搏，脸上挨了一刀，昏死过去，被当成尸体扔进乱葬岗，半夜爬了出来。
“不知道。”林征诚实地说，“可能没用。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。”
“鬼子会看吗？会忏悔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写给谁看？”
“写给后人看。”林征说，“写给那些没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看。让他们知道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。”
吴刚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说：“写我吧。”
“你……”
“我叫吴刚，二十二岁，南京警察。十二月十三日上午，我在新街口岗亭执勤。看见鬼子来了，我开枪，打死了两个。然后被围住，脸上挨了一刀。”
他说得很简单。
但林征能想象那个画面：一个年轻的警察，在所有人都逃命的时候，选择坚守岗位，开枪反抗。
“你……不害怕吗？”林征问。
“怕。”吴刚说，“但穿上这身警服，就得对得起它。我爹是警察，我爷爷也是警察。我们家三代人，都在南京当差。不能到了我这儿，给祖宗丢脸。”
林征记下来。
写完后，他问：“你有什么话想说？”
吴刚想了想。
“就写：如果后人当警察，记住，警察的职责是保护百姓。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不能跑，不能躲，不能把百姓丢给敌人。”
林征写下来。
写完后，他把账本给吴刚看。
吴刚看了，点点头：“值了。”
又一个说“值了”的。
一条命，一道疤，一个选择。
只要有人记住，就值了。
第三周：声音
账本写到了第七十三页。
林征的腿好多了，可以拄着拐杖慢慢走。他开始在安全区里走动，收集更多的故事。
他走到妇女收容所。
那里挤满了女人和孩子。有的失去了丈夫，有的失去了父母，有的失去了孩子。
她们看见林征手里的账本和铅笔，眼神很复杂——有好奇，有警惕，有期待，也有绝望。
“你在写什么？”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问。她叫周秀英，丈夫是中学老师，城破时被杀，她带着八岁的女儿躲进安全区。
“写南京的故事。”林征说，“写活着的人的故事。”
“写这些有什么用？”周秀英的语气很冷，“我丈夫死了，我爹娘死了，我兄弟也死了。写下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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